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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摩尼教現今已經滅亡,不過在世界史上的意義絕不能小覷
  来源:仙桃筒牌集团公司  更新时间:2024-06-22 00:32:20

文:森安孝夫

第四章 粟特到回鶻

一、歷史宗教之路

世界的學家寫給現今小覷宗教圈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摩尼教現今已經滅亡,不過在世界史上的意義絕不能小覷

絲路是「在近代以前,連結歐亞東西南北的所有絲路史摩世界史上高級商品流通網絡,和文化交流的尼教舞台」,當然也是已經義絕「宗教之路」。自古以來,滅亡宗教的不過傳播與遠距離貿易商人的活動可謂一體兩面,所以站在歷史學的歷史立場,著眼於宗教,學家寫給現今小覷就能看見當時經濟活動的所有絲路史摩世界史上實像與社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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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絲路的尼教宗教」,最先想到的已經義絕是佛教,與近現代在中亞穩定發展的滅亡伊斯蘭教吧。但是不過,經由絲路傳布的歷史宗教並不是只有這兩種,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宗教也藉此傳播,寺廟、教堂和清真寺一座座建立,王公貴族、商人們用蓄積的財富捐給寺廟豪華的裝飾和美麗的壁畫,為行路安全等各種心願祈禱,而寺院則靠著慷慨喜捨的金錢財物維持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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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羅亞斯德教、印度教和道教分別是伊朗系各民族(包含波斯人和粟特人)、印度人與漢人固有的宗教,所以並沒有打算向異族傳教,而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蘭教都有創始者,屬於以布道為志向的普世宗教,從誕生地向其他地區傳播,除了摩尼教以外,其餘都成為流傳到現在的世界性宗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的全球化愈漸發展,成為無疆界的狀態。所謂的文明圈或文化圈的定義,也愈來愈模糊。但是如果著眼於宗教與文字,二十世紀前半以前的歐亞世界,大致可以區分如下。

從西往東看,首先是兩個基督教字母文化圈,也就是西歐文化圈(基督教或新教,與羅馬文字)與東歐文化圈(希臘正教或俄羅斯正教,與希臘文字、西里爾文字),其中的西歐文化圈到了近代,更擴大到新大陸美洲、澳洲、紐西蘭。其次是以西亞為中心,從北非擴展到東南亞島嶼的伊斯蘭教文化圈(阿拉伯文字與近代波斯文字相同),以及從印度、斯里蘭卡到中南半島的南亞佛教文化圈(佛教或印度教,與印度系文字),而最東方則有東亞佛教文化圈(佛教或道教,與漢字)。

這種文化圈的框架有助於理解世界史,而要探查究竟何時、如何誕生的話,我們不得不去理解八世紀前後的歐亞情勢(森安,二〇一〇,三頁)。

北傳佛教

二世紀初期,東漢王朝撤去設置在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的西域都護,統治西突厥斯坦——西北印度的貴霜帝國將勢力伸及塔里木盆地,佛教從犍陀羅、巴克特里亞傳入此地。

貴霜帝國的統治者來自伊朗系,固有的宗教是伊朗系民族特有的瑣羅亞斯德教,但是貴霜與同奉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的波斯薩珊王朝不同,二世紀的迦膩色伽一世很典型對異教十分包容,熱保護佛教,並且積極傳布為普世宗教。而且,貴霜帝國通過絲路,與東漢和羅馬帝國密切接觸,所以,一方面成為中國的絲綢運往西方的中繼站,另一方面也從西方接納希臘化文化,在其統治下開創了犍陀羅藝術。藉此將過去視為禁忌的佛陀形象,化為佛像的造形,對後世的佛教藝術帶來莫大的影響,為佛教傳布到西域、中國、朝鮮、日本貢獻甚巨。

佛教從西北印度的犍陀羅、喀什米爾、西突厥斯坦的巴克特里亞等地傳入中國的途中,塔里木盆地的綠洲都市國家肩負起重大的橋梁角色,具體來說在天山南路有西域北道的疏勒(喀什)、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以及西域南道的莎車、于闐、樓蘭等國。以前將佛教中所謂的北傳佛教稱為大乘佛教,而傳播到斯里蘭卡、東南亞的南傳佛教稱為小乘佛教,其實並不正確。

本書跟隨原史料的表現,不稱小乘佛教,而叫作上座佛教或部派佛教。其中代表性的一支「說一切有部」,在操吐火羅語的吐火羅佛教大本營——西域北道的龜茲和焉耆盛行,尤其龜茲是小乘教學的一大中心地。相對地,西域南道操伊朗系于闐語的于闐,很早就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地。

依據五世紀初法顯所寫的《佛國記》,鄯善和焉耆皆信奉小乘學,而于闐與其西方的子合國(現今葉城)屬大乘學。再往西走,到了帕米爾山區和跨越高原後的烏萇、犍陀羅屬於小乘學。八世紀前半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也有同樣記述,西域北道與帕米爾山中為小乘,南道的于闐為大乘,但是烏萇改為大乘,犍陀羅與喀什米爾則改為大小二乘。

實際上,大乘學徒也會學習小乘部派的律,作為僧侶的生活規則,所以大小乘兼修很常見。例如:出身龜茲的鳩摩羅什最初學習小乘,前往小乘聖地犍陀羅——喀什米爾留學,接著又遊學西域各地,於喀什噶爾師事來自莎車的高僧,修習大乘學後,回到龜茲。後來,征服龜茲的前秦武將呂光將他帶到中國,學習漢語過了許多年,又被接到後秦首都長安。鳩摩羅什受到國家的庇護,將大量佛典譯成漢文,是中國佛教史前期最大的功臣。所以中國、朝鮮、日本的佛教自然都屬於大乘佛教。

過去流傳著一種看法,認為粟特佛教對回鶻佛教有直接而強大的影響,又或者說粟特人在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時,發揮了重要的角色。但現在,這種看法都被我和世界知名的粟特學者吉田豐所否定。尤其是粟特自古即為佛教國家、初期漢譯佛典譯者的康姓佛教僧人,全都是粟特本國的粟特人、粟特人從二到三世紀間是向中國傳布佛教的主要民族等,這些在日本東洋學界根深柢固的一般說法,都被吉田一一駁斥(吉田,二〇一〇b——一七a)。

在敦煌、吐魯番發現的粟特語佛典,並不是漢朝的作品,幾乎全部是唐朝從漢文佛典重譯過來的,由此可知粟特人來到中國後才歸皈佛門的例子很多。另一方面,出身安息帝國的初期譯經僧安世高、安玄,以及康僧鎧、康孟詳、康僧會等,具有粟特人姓氏的僧人,不是前往巴克特里亞、犍陀羅等貴霜帝國治下的佛教盛行地學習佛教,就是與經營絲路商貿的家人一起在遷居地改信佛教。相對地,支婁迦讖、支謙等支姓的譯經僧,則可視為出身自月支(月氏),也就是巴克特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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